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唢呐发展南北差异成因初探

来源:中国民乐国际网信息采集中心作者:王玮 发表时间:2014-03-14 20:18:38
  内容提要:作为民族吹管乐器的唢呐,具有音量宏大、音色高亢激越的特点。因地域的不同而流派众多,其发展南北差异较大。本文从南北地域的历史、经济、文化、习俗和审美心理等的不同,深层次地探讨了唢呐发展南北方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唢呐 历史发展 地域流派差异原因
  唢呐原是流传于波斯、阿拉伯一带的乐器,约在金、元时期传入我国,当时用于军乐、仪仗,从明朝开始在民间广泛流传,一直发展到今天。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在演奏技巧和演奏形式方面更加丰富多采、日臻完善,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种民族吹管乐器。但是,唢呐在南方和北方(以长江为界)的发展是极不均衡的,有着显著差异,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唢呐在北方可谓轰轰烈烈,一方面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另一方面形成了众多的流派,如河南派、河北派、山东派、东北派、山西派和安徽派等;在南方则显得冷冷清清,人们对之普遍兴趣索然,也少有流派的兴起,除了广东潮州唢呐略显生机之外,唢呐几乎淹没于丝竹管弦之中。为什么一南一北,唢呐发展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目前研究的不多,本文不揣浅陋,略作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大凡一种乐器是否有持久旺盛的生命力,是否为大家所喜闻乐见,同它的演奏技巧、演奏内容和演奏形式有很大的关系。从演奏技巧方面看,唢呐主要是通过气息控制吹奏的。南方的唢呐演奏大都只采用循环换气方法,一字一音,很少用其它演奏技巧装饰旋律。而循环换气是唢呐的主要基本功,有不会循环换气等于不会吹唢呐的说法。故南方多年来一成不变的演奏方法吹出的陈腔旧调很难激起听众的热情,也就使唢呐缺乏茁壮成长的土壤。但北方不同,唢呐艺人们善于钻研,创造了许多高难度复杂的演奏技巧。如东北派唢呐,除了循环换气,还有水嘟噜(上滑音嘟噜),吹法很有特点,主要在第一孔上滑至第六孔时使用花舌,同时利用第八音孔的开缝(即将第八音孔打开ㄠ/3或1/4的样子)奏出,使音色既轻松又水灵;山东派唢呐吹奏灵活巧妙,技法更加丰富多样。有单吐、花舌、指花、气顶音及滑音、抹音、垫音、打音,还有舌冲音、气冲音、气滑音、反双吐和反弹舌等;河南派唢呐既有与山东派基本相同的技巧,还有自己独到的揉音技巧,即以快速的小的吞吐方法求得类似拉弦乐器揉弦的效果;河北派最具特色的是齿颤音、箫音、弹舌和慢嘟噜;山西派唢呐具有喉颤音和腹震音与花舌音同时运用的特殊技巧。此外,北方唢呐还能模仿鸡啼鸟鸣、人声歌唱(俗称咔腔),还有在演奏时即兴发挥的穗子、变奏、调字等高难技巧。如此变化多端的技巧,大大丰富和提高了唢呐的表现力,精湛的演技使唢呐显示出独特的魅力,赢得了广大的观众,并因此深深扎根于民间。从演奏形式和内容方面看,南方主要是演奏一些传统曲牌,以戏曲伴奏居多,作为独奏乐器的时候较少,这就使得唢呐在乐器中的地位无足轻重,相应也就得不到长足的发展,故南方很少出现著名的唢呐演奏家。而北方,除了演奏传统乐曲外,还有套曲、民间小调、地方戏曲和戏曲曲牌,建国后还出现了许多创作、改编的新曲目,至今产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如《一枝花》、《百鸟朝风》、《喜庆》等。演奏形式既有伴奏、对奏、合奏、吹打,更多的是独奏。唢呐在北方成为举足轻重的乐器之一,由此得到了蓬蓬勃勃的发展,并出现了大量的土生土长、出类拔萃的唢呐演奏家,如赵春亭、任同祥、袁子文、魏永堂等。同时,这些演奏家又悉心培养后人,使后起之秀如春笋般涌现,山东荷泽、济宁一带被誉为:唢呐之乡,唢呐领域人才济济,越来越红火。
  以上仅从唢呐自身发展的层面对形成南北发展差异的原因稍作分析,我们发现这些成因是非常浅显明了的,属于表层次的,实际有深层次的成因。我们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南方唢呐艺人没有像北方那样创造出多彩多姿的高超技巧,难道他们不够聪明?至少他可以借鉴,但从发展至今的南方唢呐史看,他们没有这样做,这是为什么?北方艺人不断地创新技艺,是一种什么动因在促使或推动他们呢?我以为只有从南方的地域风貌、民众习俗、经济状况以及历史传统中去查找、去发现。因为两者间的差异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它必然是经过长期演变积累的结果。故此我们不妨作一番考察。
  南方,即古所谓江南之地,自汉以来,汉族移居江南的日益增多。这里气候湿润,物产丰饶,山川相绕,花木繁茂。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明媚宜人的山水养成了江南人灵秀委婉的性格。他们主要从事农业与渔业生产,在日常生活中所感到的节奏,如步行、挥锄、划船等,都是平稳的,动作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他们的文化性格,他们喜爱平稳舒徐的音乐,喜爱优美如歌、吟吐如诉的旋律。北方,即古人称为中原之地,自从晋室南渡、五胡(鲜卑等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以来,老百姓在胡人统治下达二百余年,生活上就不可避免地受胡风胡俗的影响。隋唐所继承的是北朝的传统,安史之乱以前,胡风胡俗仍盛传流行。到了宋代,西有西夏,北有辽,对中原颇有威胁。稍后金人崛起,迫使宋室南渡,从此中原又不属汉人统治,直到明统一中国,这期间又有二百多年之久,紧接着是满族统治的清朝,尽管在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趋同于汉族,但满族的风俗习惯不可能一下子消失殆尽,或多或少地潜存着。在这样漫长的历史中,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的影响是深刻的。由于他们都是游牧民族,游牧生活不像农业生产那样安定、那样井然有序、那样有耕耘必有收获,而迁徙不定,充满了变化和风险。各部落之间,也少有礼仪的虚饰,谁有力量谁就去征服。在长期与敌手的斗争中,造成了民众强悍的气质;同时北方没有南方那样繁密而多彩的植被、曲折而润泽的水网,景观缺乏细部的变化,然而大自然在这单调之中,充分显示出它的严峻、崇高、阔大。那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那起伏连绵、浑沌苍茫的高原,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大会注意细微的东西,他们的目光总是被引向高远之处,看到的是宽阔的世界。久而久之,人的心胸也就随之扩展,形成粗犷豪迈的性格与马上生活相关,他们最熟悉的节奏是得得的马蹄声,而最习惯的速度自然是跑马的速度。因此,他们喜爱的音乐,速度是快的,节奏是多变的,旋律是跃动的,音色是脆亮的。这种喜好逐渐渗透于北方民众之中。
  从经济发展看,江南经济在历史上一直是全国经济的重心,古史中对此有大量记载。《宋书·孔靖传论》中说:“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郡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八方;丝棉布之饶,覆衣天下。”南方城市也因此繁荣,如建业(南京)“贡使商旅,方舟万计”,“市廛列肆,埒于二京”。随着经济的发达,歌舞、戏曲、音乐十分兴盛,《南史·循吏传》说:“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服华妆,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市民百姓通过音乐歌舞抒发富足生活所带来的安定祥和,更有商贾富豪、仕宦贵人在享受丰裕的物质生活之余,争示风雅,酒楼、宴会丝竹声声,歌舞阵阵。裴子野《宋略·乐志》说:“王侯将相,歌伎填室;鸿商富贾,舞女成群,竟相夸大,互有争夺。”南方音乐歌舞之盛由此可见一班。而处于黄河流域的北方,黄河作为命脉,时而干旱、时而洪涝,困扰着生活在这里的世代民众,再加风沙薄地,许多人过着极端贫穷的生活。为了活命,有的人只好去耍手艺,闯关东。尽管在当时艺人被列入所谓“下九流”,但迫于生机,不得不从事这一职业。唢呐作为谋生的有效手段,在北方农村广受青睐,拜师学艺的人很多。唢呐出入的主要场合是村舍、广场,因为广大的北方农村长期以来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习俗:每逢节日、婚嫁及丧事都要吹吹打打一番,而唢呐是吹打乐中的主要乐器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唢呐得到迅速的发展。而南方由于经济发达,音乐大都策源于都市,雅致、轻柔,以丝竹管弦为主。民众受都市之音的浸染,认为唢呐是既土且俗、不登大雅之堂的,故很是有鄙薄之意,那些从事唢呐的人,要么被认为没出息,要么让人扼腕叹惜。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人们对唢呐也就缺乏热情,唢呐自然得不到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南北方的经济差距逐渐缩小,唢呐也成为音乐艺术中重要的一员,在南方应是大有改观了,为什么至今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诚然,差异不是短时间就能消除的,但我以为这种差异带有根深蒂固性,因为最根本的在于南北方长期以来的生活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审美习性是各异其趣的。从整体上看,音乐原来就有南北之别,“一般认为,北方音乐比较激昂、率直,较多阳刚之俊,南方音乐比较绮丽、纤柔,偏于阴柔之美。”这在历史上早就形成。如元朝盛行的北曲,传到南方后,南方人不能欣赏,而在北曲基础上加以改良才产生了南曲。南方人之所以不能欣赏,是因为“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音,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南方人喜好平和清逸之声,故“南曲则纡徐绵眇,流丽婉转,使人飘然丧其所守而不自觉,信南方之柔媚也。”唢呐流入之初,音乐已有此分野。在这大的音乐文化背景下,唢呐只有顺应这种趋势。同时,唢呐自身的特点在这种审美趋势下也决定了南北间的差异。唢呐音量宏大、音色高亢,以奔放热烈、豪壮雄迈见长,与北方民众质朴率直的品性极相融合。富有穿透力的音响在北方高远的天空下回荡,刚劲、爽利;快速的节奏、多变的旋律,热烈而富于动感。这使唢呐拥有广大的北方观众,而观众的喜爱反过来促进艺人们不断创新技艺,因此流派迭起,精彩纷呈。同时北方的戏曲、地方音乐还给予唢呐丰富的养料,故唢呐在北方生机勃勃。南方人听惯了轻柔之音,唢呐的嘹亮让他们觉得“吵”、“闹”,因此与小桥流水、亭台楼阁、风花雪月相谐和的是丝竹管弦之声。唢呐容身何处?只有伴奏而已。即使是稍有起色的潮州唢呐,也作了改良,把以芦苇为材质的哨子改用麦杆,以使音色柔和,迎合南方的音乐审美需要。
  综上所述,唢呐南北间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南北方的审美差异造成的,即南北方不同的审美习性。正如明王骥德在《曲律》中所说:“南北二调,天若限之。北之沉雄,南之柔婉,可画地而知也。”(文/王玮  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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