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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乐团体制、机制改革,承担导向、代表示范责任——访中央民族乐团团长席强

来源:中国民乐国际网信息采集中心作者:李直发表时间:2014-04-05 14:45:55


  从民族乐团中的一名普通演奏员,到乐团乐队的队长,再到乐团副团长、团长,席强先生在中央民族乐团经历了二十余年的风雨历程。无论是对乐团的民族音乐事业,亦或是自己所倾心的民族器乐演奏艺术,他都充满了无限的热情与深厚的感情。
  自2007年担任中央民族乐团团长以来,席强先生带领乐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不但推出了一系列优秀的民族音乐作品,乐团的演出场次与演出收入更是逐年递增,仅去年全年商业演出就达到200余场,经济收入达2000多万元,成为中国民族乐团中的领头雁。自2009年以来,乐团先后出访了比利时、法国、奥地利、斯洛伐克、瑞士、意大利、俄罗斯、美国等欧美发达国家,并在1998年乐团首次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的十二年之后,再次走进维也纳金色大厅,让一流的中国民族音乐回荡在国际舞台。今天,记者将与席强团长交流、对话,共同探讨中央民族乐团在生存发展的道路上如何继承和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作为国家艺术院团又是如何发挥文化导向性、代表性和示范性作用?


记者:当流行音乐已无可或非的成为当今社会影响最大的音乐形态,并充斥着整个国内音乐文化市场之时,中央民族乐团仍坚定不移地以弘扬中国民族音乐文化为宗旨,其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又是如何以坚持传统来捍卫我们的民族音乐?以民族创新来抵抗流行音乐的冲击呢?面对激烈的音乐文化市场竞争,民族音乐的生存与发展、何去何从是一句老生常谈,基于此,您或有着怎样的看法?


席强:今天的中国文艺演出市场,实际上是一个形式多元化的、多样化的格局,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西方的流行音乐、文化元素对中国演出市场的影响与冲击是非常巨大的。而无论中西方音乐、文化是如何碰撞或是交流,中央民族乐团可以说一直在坚持继承、发展、改革、改良民族音乐,并在这条道路是不断前行。因为从中国文艺演出市场的现状来看,尽管民族音乐所占市场份额不是很大,但民族音乐是几千年来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性艺术形式,而且中央民族乐团又是这样艺术形式的载体与代表,所以中央民族乐团对于民族音乐的继承、发展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理念与主张,即使面对流行化、时尚化、娱乐化的艺术,中央民族乐团仍一如既往地坚持在继承的基础上,来进行多元化的探索、发展、创新。
  在创新的基础上,将当代富有时代化的手法引入到乐团的创作中来,比如说,这几年中央民族乐团先后创作改编了一系列观众熟悉而优美的音乐作品,如《天路》、《我和你》、《菊花台》、《相望》等,这些作品既保留了原曲耳熟能详的曲调,又拓展了民族器乐的表现手法,使得中国民乐在表演情节上回归到大众喜爱、市场追捧的氛围中来,且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一方面将民乐时尚化、普及化,另一方面通过将民族器乐进行时代化的改革、改良、创新,也使得乐团在经济创收上取得了良好的效益。对于多元化,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复古,将传统民族音乐原封不动的继承,这样会让我们的民族音乐缺少现代文化审美,很多时候我们的演出市场为什么这么小,大众为什么不喜欢民乐,我认为这都与我们的民族音乐不与时俱进、不考虑大众审美需求有直接的关系。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传统民族音乐过时了,但我们不能够天天依靠着《二泉映月》、《春江花月夜》、《喜洋洋》、《步步高》这些传统经典作品,这样不仅市场无法接受,大众群体的审美也无法进一步深化。因此,站在中央民族乐团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根据当代人的审美特色、人文价值观,创造出符合当代人标志性的、新的民族音乐语言。
  我曾在很多场合讲到,虽然民族音乐是传统,但民族音乐同样需要新鲜的血液,更需要新的创新动力,而改良或是改革都是激发民族音乐发展的重要手段。因为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严肃音乐作曲家他们在创作作品的时候,极力以西方现代的作曲技法来进行民族音乐的创作,而不考虑大众的普及化需求,特别是这些作品失去了传统音乐旋律优美的特色与意境深远的音乐功能,使得民族音乐、民族器乐创作都是一些技术性的、学院派的、探索性的,实际上我觉得是这些作品将民族音乐的演出市场给搞垮了,将传统民族音乐的审美,及大众对民族音乐的印象搞坏了,他们的作品大众听不懂、理解不了,晦涩、生僻、深奥,久而久之,很多大众都不去看民乐,认为民乐不好听,民乐听不懂,民乐更像老古董,我觉得中国民乐应该要反思,中国民乐应该要脚踏实地的改革,这个改革不是说我们要将传统全部丢失,按照西方的模式也是不可取的,要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审美习惯,按照民族器乐的固有的特色来进行改革、改良。所以,中央民族乐团在借鉴西方音乐的前提下,考虑到大众的审美需求,比如说《小河淌水》、《长白山歌》、《月亮代表我的心》这些流行歌曲,包括耳熟能详的影视歌曲、电视剧音乐、国外的经典音乐、经典作品等,我们都拿过来为我所用,我觉得这是一个通道,一个平台,有了这样的平台,再加上引领民族音乐时尚的形式、流行的元素、高雅的艺术表演模式,将之奉献给大众,让他们理解、接受,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嘛。
  党中央一再强调:人民的艺术家要为人民大众服务;毛主席也说过: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包括三贴近原则,我觉得这是我们民乐的方向。中央民族乐团近些年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好,商业演出为什么能达到2000万,这与我们转变观念,与时俱进有关,从创作作品到表演形式,与观众交流,互动,进而使大众能够真正静下心来到音乐厅来聆听民族音乐。就措施而言,首先是作品,其次是表演形式,最后就是我们演奏质量。在作品上,无论是委约作品,我们乐团都是采用量身定做的办法来创作,要按照乐团所提出的命题进行创作,包括乐队形式、表演形式、乐曲创作思路与理念,而不是让作曲家自由发挥,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乐团把握住了作曲家所创作作品的风格与形式,实际上就是把握住了市场的需求,即大众耳熟能详、旋律优美、意境深远的作品风格,这就是民族音乐的优势,也是它的灵魂,更是民族音乐的核心理念,缺少了这些本体和灵魂,我觉得民族音乐是走不远的。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民族音乐固有的特色,我们要扬长避短来进行民族音乐的创作、表演,我觉得这才叫做抓住了本,抓住了民族音乐继承发展的根本。


记者:在近些年中央民族乐团的发展中,您认为中央民族乐团其遇到的目前最大的瓶颈是?作为中央民族乐团的一团之长,面临着如何突破瓶颈及创新驱动发展的难题,您又是如何来宏观进行调控的呢?突破瓶颈,在您看来是以什么作为基础?


席强:中央民族乐团近几年在艺术发展中所遇到的最大矛盾问题,或者说是瓶颈问题,即管理体制问题,这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乐团内部机制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有国家干部身份的演职人员 ,另一部分是没有人事关系的社会签约制演员。我觉得不仅是中央民族乐团,而且全国所有的民族乐团,今后打破这种干部身份的管理体制是势在必行。在过去计划经济年代所延续下来的这种体制,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是不具备社会竞争力的,更不具备艺术长远发展的活力,只要拥有这种所谓干部身份机制,其管理体制就是一潭死水,事业是活不起来的,因为现在许多有固定人事关系、有干部身份的演职人员,因其特殊的身份而无法真正实现企业化管理,更不能有效发挥生产力。而社会签约制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制度化的体系,完全按照市场经济、按照人事代理机制的管理办法来进行人员的调配与使用,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所以,应该打破这种现有的人事体制管理模式,用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人事管理办法,不管是代理机制也好,签约模式也好,这是今后艺术院团发展,人事体制改革的核心。
  中央民族乐团在深化艺术院团内部机制和体制改革中,除了用人机制的探索之外,也尝试转变演出市场观念,调整艺术创作思路,完善管理规定条例等来实施乐团内部机制的转变,尤其是创作了一大批新的民族音乐作品,采用多元化的创作模式,用大众比较熟悉的乐曲进行加工、改编、从而形成我们这个时代的音乐语言,来引导大众关注和喜爱民族音乐,在演出宣传和推广方面,我们采取了灵活的经纪人形式和演出代理机制,这也是具有中央民族乐团特色的机制改革,我们把社会上有这方面资质的演出商和经纪人,聘为我们的经纪人,让他们来代理我们的演出和品牌,搞活了我们的演出市场。


记者:制约当今中国民族乐团发展的另一大问题是在于人才的输送,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著名作曲家王建民先生曾表示:“很多乐团输送人才的关卡机制存在着诸多弊端,技术不好的老人走不掉,技术好的新人进不来。”对于此,您是否持有相同的观点呢?固有机制的束缚,传统体制遗留的“家属系”生存方式,无疑大大制约了民族乐团的发展,为保证乐团整体的演奏水平,保持团员的进步意识,中央民族乐团对各年龄段的演奏员实行了何种制度?且取得了怎样的效果?

 
席强:针对国家艺术院团保留事业单位体制的决议,中央民族乐团也在不断探索尝试,用一种新的模式、管理体制与人事代理机制进行内部改革。比如说,中央民族乐团现在有五十多位签约演员,我们经过招聘、考试等将优秀的音乐人才吸纳到乐团中来,以此进行新体制的更换,这样的形式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可以说,签约演员在管理上都是符合企业化管理的,它不同于过去那些人事体制的纠纷。我们现在讲条例,不管是请假也好,还是旷工也好,还是休假也好,都是依照条例来办事,不是领导说一句话,打一个招呼就了事,我认为这样做都是人治,不是法治,而且这个法治必须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要一碗水端平,条例才能真正做到良性运转,这样的体制势在必行。
  针对年轻艺术家人才的培养,我们通过业务考核与管理而有了提高,因为在中央民族乐团有两个业务队,一个是民族管弦乐队,一个是民族合唱队,当然,还有一个行政管理部门,实际上就是三个主体构成了中央民族乐团。我们严格规范演员队伍建设。例如从管理规定条例上讲,每天排练我们都有严格的考勤制度,而不是像过去松散型的没有制度保障,很多演员自由自在,对我们的岗位漠不关心。但是现在不一样,演员都得按条例执行。我们把政策倾斜,把演出费大量的倾斜给一线演员,只有这样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我们现在有排练费、演出费、岗位津贴这几部分,形成了演员的收入分配办法,而不像过去是靠平均分配,大锅饭形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演员队伍得到了加强,乐团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记者:借鉴西方、亚洲其他国家乐团的发展经验和成功案例,乐团职业化、公司化的程度越高,其发展就越成熟。中央民族乐团在当前的文化发展的大形势、大背景、大趋势与文化市场的需求规律下,是否也会向公司化逐步迈近?国内现有不少西洋交响乐团、民族乐团为顺应市场、寻求更长远发展,脱离了国有母体,选择了转企改制,您是如何来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呢?除了落实中宣部、文化部联合下发《关于加快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的通知》,并以积极的态度和方式进入到市场外,在您看来,还有哪些因素迫使乐团转企改革?


席强:关于艺术院团文化体制改革,近年来我多次在中央党校就这个问题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级领导们共同探讨、研究和交流过此课题。艺术院团改革这是涉及到我国文化建设与发展,关系到我国能否实现民族复兴大业的一项历史性课题,今天,我们在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想时,民族音乐的创新发展就是完成这个宏伟理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党中央在十七届六中全会围绕文化建设提出的文化强国之梦,以及十八大提出用文化凝聚民族力量,用文化来统筹精神思想,这些都集中反映了文化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位置,同时也说明处在文化发展第一线的广大文艺工作者们,更要以文化传承者、传播者和宣传者的身份去实践这场带有自身革命性的文化改革,因为,文化体制改革不仅是党和政府在思想建设、意识形态领域的观念改革,更重要的是,这是涉及到全国文化领域千千万万个艺术家以及文化从业人员自身变革的历史性改革。在文化体制改革中,一切改革的主体是来自艺术家,一切变革的动力也来自艺术家,没有艺术家自觉改革的意识和愿望,改革就是一句空话,因此,落实好党中央提出的文化发展方针,努力探索多样化的文化改革方式,这对艺术院团的发展,对于艺术家们实现人生理想将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中央民族乐团不仅要积极投入到探索文化体制改革的战略发展中,同时还要有针对性的将艺术家们调动起来,让他(她)们从改革中获益,从变革中想改革,例如,针对青年优秀艺术人才,从竞争中让他们担当重要的岗位工作,有了这种机制,人才选拔,人才涌现就成为一个乐团资源发挥的重要力量,也是出成果的最好途径。 实际上,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中央提出来保留文化部直属的八个院团为事业单位身份机制以来,文化部的八个院团,包括东方歌舞团转企改制以后,我们都在全方位的、全身心地为文化体制改革在做更大的探索,在这些实践基础上,各个院团都进行了不同分类、不同机制的尝试。因为全国的文化艺术院团都在转企改制,保留我们这样的国家乐团,也是保留一个国家文化艺术发展的一个窗口,这个窗口就要起到国家艺术院团的示范性、代表性、导向性作用,它的意义可能和其他文艺院团有所不同。首先,我们要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在深入贯彻文化部的改革精神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在人才机制上、创作机制上,营销机制上、市场机制上,都要产生最大化的社会效应。而体制改革,也不是一句空话,要实实在在的,要从艺术与市场做起。中央民族乐团的做法就是,首先要在创作上突破,因为演出的剧目、演出的乐曲是我们面对市场、面对大众的产品,这个产品对路不对路,就是我们学习党中央和国家制定的双百方针,文化三贴近原则的重要创作思路,这是我们最起码的文化导向性。如果没有了这些导向性,作为国家艺术院团那是失职,是不作为,国家院团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有那么多的文艺团体,让他们去做这些工作就够了,还保留国家艺术院团干什么呢?我们也在思考,国家艺术院团究竟在文化改革中起什么样的作用,甚至起什么样的带头作用?而且是示范带头作用,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在这个重要关头,党中央和政府给了我们这么好的条件,今天我们在这样好的形势下,创作出优秀作品,涌现出优秀人才,探索出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管理体制,这是我们国家艺术院团应该发挥的重要作用。
  我觉得今天的国家艺术院团也是处在文化体制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十字路口,我们做的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其他艺术院团改革发展模式的范本。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央民族乐团作为国家院团应该更有责任,更有使命的把我们的改革工作做好。我刚才也谈到了,中央民族乐团在人事管理上,体制机制的变革上,都进行了大量的尝试,并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说成绩还是突出的。首先,中央民族乐团从2011年到2012年的全年商业演出效益,在全国民族音乐表演团体中是遥遥领先的,商业演出收入达到2000万元,相比于其他乐团的3百万元或5、6百万元的年度收入,创作作品达到100多首(包括大型剧目式的创作),演出场次达到200多场,不难看出,中央民族乐团在引领民族音乐的改革发展方面是有一定成效的,这也成就了中央民族乐团在改革发展中的独特模式。


记者:民族乐团,是我国近代发展出的一种以中国民族乐器为基础,再学习西方交响乐团的编制而成立的乐队类型。而就民族乐团的整体而言,有部分专家、学者称不论在其编制和作品创作上,民族乐团都是一个中西音乐相结合的产物。针对这样的看法,或许对于您而言最有发言权了,您是如何看待的呢?那么您认为,如何站在中西结合的轨道方向上,发展自己的道路?

 
席强:我认为“民族乐团体制是一个中西音乐相结合的产物”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从中国文化历史的角度来看,历史上,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而中国民族器乐的历史远远超过五千年,例如,河南贾湖骨笛的历史是8900年;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乐器有7000多年的历史;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宫廷音乐就已经拥有了非常庞大的民族乐队,这些都是有历史记载的。而今天的民族管弦乐体制,的确有一部分形式是借鉴了西方交响乐体制,但是,它更多地是以中国传统民间乐种为根基而发展起来的,如:江南丝竹、广东音乐、福建南音、西安鼓乐等等形式而发展成的中国民族管弦乐吹、拉、弹、打四个声部特色,实际上在西方交响乐队体制中是没有弹拨乐主体的,而恰恰中国的弹拨乐声部是我们中国民族管弦乐队中最有代表性、最有民族特色的一个声部群体。因此,“中国的民族管弦乐队是中西结合的产物”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也是没有学术根据的。反过来说,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宫廷乐队就有了庞大的乐队表演形式,与西方交响乐形式相比较的话,到底是我们抄袭了西方交响乐队,还是他们抄袭了我们,那就很难说了。而且我觉得中国传统民族音乐有着自身的一套体系和审美原则,这与西方音乐是截然不同的。当然,在建国以后的六十多年来,中国的民族乐器改革或多或少地借鉴了许多西方的科技化、工业化模式,使民族乐器在符合多声部表演的性能和功能上有了质的飞跃,但是从乐队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民族管弦乐与西方的交响乐这是两个不同的体系、不同的模式、不同的审美思想下而产生的乐队体制,不能一概而论。


记者:《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充分认识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央民族乐团是如何贯彻及落实这一方针政策的呢?“大发展”和“大繁荣”,都用了一个“大”字。可以说,这个“大”字,既代表着高度和深度,又蕴含着速度和广度。作为团长,您是怎样来渗透这个“大”字的标准和要求?

 
席强:繁荣大舞台是党中央提出来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使命。自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得以快速发展,而且,中国的经济总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在文化发展上的工作还远远不够,我们应该具备文化发展的使命感,让我们的文化走出去也好,或是将我们的文化事业做大做强也好,这才是党中央为我们文艺工作者而提出的一个重要工作。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中央民族乐团作为一个具有民族传统代表性的国家艺术院团,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将国家提出的文化大发展大翻繁荣任务落实好。首先,中央民族乐团将民族音乐更加广泛地普及,让我们的传统音乐能够深入人心地传承,这是我们响应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要做的基础性工作,否则,大众都不喜欢民乐了,还怎么能谈得上发展与繁荣。正是基于这个原则,中央民族乐团近些年进行了一系列有关民族音乐创作与普及的时代化探索,我觉得这才是最为扎扎实实的基础工作,我们不能只空喊口号,而要从自身做起,从基础做起。民族音乐才能起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宣传作用。中央民族乐团在承接、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时候,考虑更多的是怎样才能够将富有民族代表性的优秀经典作品传承下去,而且还要创作出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优秀新作品,如果没有这样的音乐作品的支撑,没有这样的一种理念的支撑,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就不能成其为我们的使命。
  我觉得今天的民族音乐,尤其是中国的民族器乐创作应当转变观念,首先不能只是抱着“老三篇”的作品来面对市场,虽然《春江花月夜》、《二泉映月》、《喜洋洋》、《步步高》,都是历史传承下来的经典,而我们今天在面对市场、面对大众时,依然还是用这些经典的“老三篇”来面对观众,这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在今天民族音乐表演团体的发展上,我们每一个民族乐团都应该有自己的主打产品,而且这些产品要能够体现自身地方文化特色的音乐作品,包括乐队建设、表演形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畅谈民族音乐的继承与发展。其次,作为国家艺术院团,我们还要考虑到大众,不能总是用所谓学术化的作品来面对大众,这样民乐的路将会越走越窄,最后甚至无路可走。我们应该大批量地创作出符合大众需求、旋律优美的作品,而不是将精力、人力放在所谓的学术性和探索性的作品创作上来,这类作品不仅大众听不懂、不喜欢,甚至乐团的演奏家们也不愿意演奏,长此以往不仅会将演出市场搞得一塌糊涂,我们也会失去广大的观众群体,所以我们要将大众吸引到民族音乐演出场所,让他们对民族音乐产生浓厚的兴趣,培养他们热爱民族音乐的情结,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音乐才能够做大做强,才能够越走越远,否则民族音乐都没有市场、没有大众了,还谈何传承!今天民族音乐所面临的是一个生存问题。我认为市场小、演出少与作品有直接关系,甚至乐团演奏家们不愿演奏这类作品,观众不爱听,并形成了作品怎么难听怎么写,怎么不好演奏怎么写,我觉得这种圈内自娱自乐的创作模式要加以反思,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央民族乐团近些年我们针对不同的大众群体来创作不同的作品,我认为这样才是实事求是,才能够与我们民族音乐时代化相结合,同时我也希望中央民族乐团能够给全国的民族音乐界树立一个好榜样,真正起到引领民族音乐的示范性、代表性与导向性的作用。当然,我们进行学术讨论的时候,运用探索性和学术化的作品,这都是对民族音乐进行的一种尝试与实验,也是作为国家艺术院团在艺术上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我们要区别开来,将这类作品不能放在商业演出舞台上来面对大众,同时,由于中国的演出市场还不够完善,在机制、体制上还需要强化,外来的流行文化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冲击影响比较大,我们更应该用富有民族特色的时代化艺术作品来面对大众、面对我们的舞台,中国的民族音乐才能够大发展、大繁荣。(采访/编辑/统筹:李直;采访时间:2013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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